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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的一天，地下党黄旭进入到警察局的档案室，偷偷拿走了17张特务卡配资有哪些好的平台，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发现了，正在他紧张的时候，那名档案员却没有揭穿他。

1947年，黄旭从浙江英士大学毕业后，前往上海寻找工作。

由于在家乡找不到合适的机会，经过一位英士大学的同学介绍，他在上海市商会绿营联谊社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尽管这只是一个临时性职位。

没过多久，他通过绿营联谊社进入了伪上海市警察局工作。

此时，他依然在绿营社住宿。

初入伪警察局，他被分配到龙华分局的人事室担任管理员。

然而，由于龙华距离绿营社较远，黄旭通过托人安排，成功将自己调至福州路的伪警察总局人事室第三股，担任科员。

此后不久，局内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，第三股股长因请假回浙江原籍，他被临时委任为代理股长。

人事室管理着全局超过一万名警员的行政事务，分设四个部门，分别负责人员的任命、考勤、培训等一系列工作。

该人事室的主任往往是伪局长的亲信。

1949年，毛森被任命为伪警察局局长。

局内各股股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也经历了不少变动，许多人早已习惯了应付局势的变化，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姿态。

黄旭与局内的一些同事关系逐渐亲近。

他的办公室与其他各股相连，且人事室第三股的工作相对清闲，因此他经常在同事们的办公桌旁交流。

在入党后，黄旭开始更加关注那些负责处理重要文件和档案材料的同事。

他成功获取了包括伪上海市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特务人员的名册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中有关特务的名单。

此外，他还通过职务便利，获取了伪警察局武器库的存储统计、警察纵队的布防图，以及伪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军械储存情况。

这些重要材料都在第一时间交给了地下党组织。

然而，这些任务并非没有风险。

1949年，黄旭从伪警察局政治处调查科获取特务人员的详细信息，终于成功拿到了十七名特务骨干分子的个人档案。

敌人对这些情报的保护极为严格，并且暗中进行过多次搜查。

在当时的伪警察局，人事卡片和档案被存放在一个特殊的卡档室中。

这个房间与人事室的材料股办公室相隔，通过一扇铁门与外界相通。

平时大门紧闭，只有负责管理的人事卡档人员才会进入。

每张卡片记录着每个警员的背景、工作与动向。

它们按着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。

有一日，趁着大家都忙于准备午餐或外出吃饭的空隙，黄旭设法借到了有关教育训练的公文卷宗。

他站在卡档室门外，迅速翻阅着资料。

下班铃声响起，办公室内的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部分人因为住得较远便在局里的俱乐部用餐。

此时，负责管理卡档的人员也准备去楼上就餐，黄旭趁机进入卡档室，偷偷将17张特务头子的卡片悄悄抽出，并将公文卷宗按原样放回。

接着，他迅速将卡片藏匿到好友李同志的家中，随后按计划将卡片交给了负责摄影的章同志处理。

计划原本是等到第二天将这些卡片还回。

然而，因为当时解放军已经跨过长江。

伪警察局宣布周日照常上班。

政治处调查科的人员到人事室要求取回所有警员的卡片。

在检查过程中，17张特务头子的卡片竟然失踪。

负责人们忙于寻找失踪的卡片。

经过一番紧张搜查，却无任何线索。

工作人员开始怀疑，局内是否存在人员泄密。

特别是涉及到的17张卡片，涉及一些重要的特务骨干。

事情发生后，这黄旭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，并考虑到自己在取卡片过程中留下的痕迹，组织决定暂时撤离他至苏州地区。

然而，考虑到撤离可能引起的后果，他决定留在上海。

随着解放军逐步逼近，整个局内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

经过组织的细致分析，他决定将这些卡片悄然放回。

卡片被放入经管人员的抽屉中，这样的安排为组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
随着解放军的临近，敌人的恐慌与日俱增。

局内人员开始准备逃亡，而黄旭也明确表示，若有任何问题，他愿意独自承担责任，不会连累组织。

尽管压力巨大，他依然坚持每天按时上班。

参考文献：[1]李里.中共地下党对组织破坏信息的传递与分析(1927—1935)[J].中共党史研究配资有哪些好的平台,2024(1):82-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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